4年前 (2015-11-30)  读书书语 |   抢沙发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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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档案:一部个人史》的过程中,很难不联想到2006年荣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电影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的演员妻子克里斯提娜的生活。在监听的过程中,原本冷酷无情的特工对剧作家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好奇于剧作家的生活,沉迷于窃听器听到的东西:那个用文学、音乐和友谊填满的丰富世界。他甚至违反上级的规定,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潜入了剧作家的房间,偷走了一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歌。在剧情高潮的部分中,他放弃了自己的监听工作,帮助剧作家逃过了惩罚,因此沦落为一个卑微的拆信员。柏林墙倒塌后,剧作家读到了自己的监听档案,发现了这位只有代号的无名特工存在,因此写作了一本书,将其题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档案:一部个人史》:档案里的监视人生

电影毕竟是电影,虽然遵从了历史的的基本架构和史实,但具体情节上仍然存在有待商榷的部分,比如对特工与监听对象之间浪漫的想象,更容易美化现实的残酷。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位饰演特工的德国演员乌尔力希·穆埃,在柏林墙倒塌后也曾阅读过自己的监听档案,发现监视他多年的线民竟是自己朝夕面对的妻子。这种巨大的荒诞更甚于电影结局美好的想象。

与电影中的剧作家一样,关于东德的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写了一本书《档案:一部个人史》。历史与电影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加顿艾什写这本书的动机不是献给好人,是为了寻找到那些坏人,那些监听他当年在东德生活的特工,还有被特工纳入旗下的无数的线民,用一个特殊的词汇称呼这样的人群就是“斯塔西”。斯塔西,与“纳粹”、“党卫军”、“契卡”等词汇,已经成为了二十世纪灾难和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现如今斯塔西已经在全球成为秘密警察的代称。

20世纪70年代,二十多岁的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读书,为了研究纳粹体制下的第三帝国,他来到了柏林,先是居住在西柏林。从1980年1月到10月,为了深入自己的第三帝国研究,他需要去东德找寻纳粹历史时期的档案,搬迁至东柏林,这也是他后来在自己的档案中主要记录的年份。当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东德政府严格限制了他使用相关的档案,在东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在他翻阅查找当年的纳粹报纸的时刻,政府部门的特派官员就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东西柏林之间,竟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他从彻夜狂欢的派对上驱车进入东柏林之后,他的生活范围只能简化到一个面包充饥,一颗红心搜读资料。

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禁欲式的东德生活反而让他从一个花花公子变得更加专注于另外一种有益的公共精神生活:“我非常仔细地研读媒体报道。我看电视、听收音机,阅读写作风格比较大胆的现代小说,以弥补新闻不自由的缺憾,并且我时常去看戏”。他并非不知道东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但对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来说,所有的这些艰难困阻,甚至监视,都会让人滋生一种我在对抗历史的荒诞自豪感。比如,当有人听说你有着厚厚的斯塔西档案存留的时候,甚至不无羡慕地说,哇,你真幸运,你真特别。这大概是加顿艾什所说的“档案嫉妒症候群”的一种表现。

《档案:一部个人史》:档案里的监视人生

《档案》伊始,当加顿艾什得知自己有一份斯塔西档案存在于东德的国家档案室高克机构后,他阅读了自己的那份,档案共计有325页,借用普鲁斯特小说中的说法,他称之为325页有毒的玛德莲蛋糕。针对这份档案,他随后萌生了一个行动计划,即“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简单来说,遵循档案中提供的线民的线索,追踪那些与他的档案有关系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对比他们的历史,查看他们现如今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只不过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正如他拜访一位斯塔西官员,被拒绝之时所讲的那样,“文件从来就无法记录下所有的事情。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

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履历表》,这可以看作是档案的另外一种说法,其中提到,尽管人生漫长,但是档案最好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须的/风景由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但是在国安部存取的档案已经丧失了简洁的本质,这首先是因为在冷战期间的东德时期,大部分的斯塔西档案并非源自政府的特工和官员,而是源自非正式的合作者,或者说线民。在两德统一之前,线民的人数已经高达了17万,再加上国安部的本身有9万多的全职人员,这种规模就连纳粹德国时期也不能相比,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也不过1万多名。动用如此多的线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人自危,就如同契卡统治下的前苏联,如此众多的人被捕受到监控,以至于每个人每晚睡觉前都会先打点好自己的行李,防止夜里被捕。那些没有被捕的人活在惴惴不安的恐惧中,而那些一旦被捕的人反而放松了自己紧绷的神经,仿佛尘埃落定一般的平静。

生活的荒诞性已经日益凸显。加顿艾什回忆他进入东柏林之后,有天晚上去公寓附近的酒吧买醉。有限的活动空间里,难免要与别人同桌而坐。对面是三个热烈交谈的年轻人。突然之间,他们停下来,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将其看做是服务于秘密警察的线民,当下展开了他们的“非正式询问”。加顿艾什说自己是来自英国的历史学家,对面的人以考官的口吻询问,如果你真的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哪里?他答对了,对面的人穷追不舍,谁是1930年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又答对了。直到最后,加顿艾什不得不掏出能证明自己来自英国的付款卡,才让他们真正打消了疑虑。

信任在这个“从襁褓到坟墓都由政府照顾”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多重目光的窥视之下,有的是妻子监视自己的丈夫,有的是丈夫报告自己的妻子,当然更多的是陌生人举报陌生人,像加顿艾什这样的英国人,最终并未受到什么损害,因为他只在东德生活了9个月,但看到档案中一点点复述他当年生活的细节,就像看自己每天的日记一样,让人感觉触目惊心。要知道,举报监控他的人有指导他的教授,有他的同胞,还有的是他拜访过的学者,而那些终生生活在那里的人,陷入了更大的恶的漩涡。这个时候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概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以为奥斯维辛大屠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斯塔西秘密警察的存在有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恶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大部分人举报别人是因为恐惧,害怕失去自己现在的生活,离开自己的家人,害怕自己成为受害者。但是还有很多线民举报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做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他们相信举报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让他们意识他们从事着一种高尚的职业。更多线民举报别人是因为他们想从中谋利,比如说可以出国的特权,可以旅游的特权,就像辛波斯卡诗歌中写的那样:“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国才算/会员资格,原因免谈/光荣记录,不择手段。”

但是所有的问题,我们只看到了一面。当加顿艾什一个个拜访他的这些“陌生的老朋友”,曾经的线民,现如今的普通人,他们的反应不是羞耻,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同样是秘密警察的受害者,他们只不过是被逼无奈才作出了选择。这大概是“平庸之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有罪,因为别人同样有罪;如果自己有罪,是受到了更大的罪恶的引诱;如果我们都是罪人,你更不能要求我的忏悔;我的苦难别人不能体会,我的罪恶是因为你没有遭受同样的苦难;我并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是时代和国家的人质,我们身不由己。

加顿艾什在《档案》中并未停留在简单指责作恶的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人举行公开的审判、进行体制内的肃清,而且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的档案,让任何一个想看到档案的人都可以自由观看,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曾经的生活会受到如此的摧残。而有勇气面对自己不堪的过往历史的国家,少之又少。这种反思和直面自己历史的勇气,让那些畏首畏尾,篡改历史的国家应该感到汗颜。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用一种成王败寇的眼光看到历史,基本的道德观要使用于所有人,胜利者的国度同样存在这样无处不在的秘密部门和秘密警察。回想一下,“9·11”之后的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制造的信任危机,斯诺登档案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让我们感觉到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老大哥在看着你。

(来源:网易博客;文/思郁)

编后语:真正的勇气不在于对抗外在的恶,而是敢于正视自身的恶——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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