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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究竟好在何处?

一个字“真”!这个“真”并非剧情,或者说事件,人物信息等等符合史实,若以此标准,不如看纪录片。这个“真”,是人性与人际的“真”,政治与社会的“真”。

为什么厌恶抗日神剧?是不是觉得侮辱观众智商?

本文并不打算考纠《大明王朝1566》哪个角色存在,哪个虚构,哪个事件真的,哪个虚的,背离历史的成份比比皆是,有许多史实硬伤。

但这些并不重要,如同卡莱尔所言:“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在这里,“真”可以用一个词语替换,叫作“常态”。看懂了《大明王朝1566》,你就看清了大明朝当时的一个局部空间,理解了皇帝、宦官、官僚、商人、百姓、艺人等各色各样的角色在当时的存在状态。

只有“常态”还不够,因此后期剧情出现了“道德巅峰者”对体制的全面宣战,转向高度浪漫主义,或称“非常态主义”。也就是说,先让观众深刻体悟政治与社会的“常态性”(如世俗性、复杂性、权谋性、规则性等),引发强烈的心理共鸣;再以高度理想化与浪漫化的信念与感情,给予强大的心灵震撼!

如果真要研究这部剧,无论是艺术价值、世俗百态,还是权谋规则、经验哲理,都是难以用一篇两篇文章来总结的。

总体来说,《大明王朝1566》所描绘的是,在“帝制农商社会”的中晚明,一群古人,在一个畸形变异的体制下,运用高超的权谋与智慧,在千疮百孔面前试图挽救,有挽救自身,也有挽救帝国,但最终都成为“牺牲品”。在此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官场的规则,社会的百态都被“常态而真实”地反应。当然,后期剧情转向海瑞,一个“道德巅峰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体制发布宣战诏书。

剧情主要围绕两条线,一是倒严,二是上书。前半部分探讨人性,后半部分探讨制度。

当然,《大明王朝1566》的优点远不止此,高超的演技,一流的台词,甚至一个眼神,一个举止,一个走姿都可谓处处玄妙。

《大明王朝1566》:国产历史剧的巅峰

嘉靖

嘉靖,一个身处权力巅峰上的孤独者。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喻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这段话集中反应了嘉靖的用人治国之道。

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早期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中后期任用奸佞,妄杀忠良,宠好道教,信任方士,导致明朝国势日益衰微。

在嘉靖看来,所谓“清流”与“浑浊”是次要的。他最关心的是自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帝国的和平稳定。当然,此后者也是前者的根本保障。这是最高原则,亦是底线,在此前提下再谈其它,否则免谈。

历代统治者均如此,这与另一神剧《走向共和》可谓一脉相通。观众能够体会到,慈禧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国家强大,更不是不想民众生活好起来,只是这一切一切必须是在保证自己权力至高无上,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之下的。

认为封建统治者(当然,现在很少用“封建”一词)就是主观上想压迫百姓,剥削民众,这纯属历史的“弱逻辑”,也是与正常的“人性”不相符合的。但由于社会现实体制等等的局限,想要保持权力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总是建立在侵犯他人利益之上的。

剧中,严嵩对严世藩讲:“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那个人就是皇上,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替皇上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严嵩正是帮助嘉靖维持了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稳定性,才拥有了一切。

裕王问:“我大明朝哪些是真正的贤臣?”嘉靖答:“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在这里,“朕即国家”,谁能为我所用,谁即贤,贤与不贤都是以“我”为标准。

宦官

宦官,以吕芳、陈洪、黄锦、杨金水、冯保等为代表。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具有突出地位。

剧中第1集,时任东厂提督的冯保就打死了周云逸,后来压着大家独自给嘉靖报祥瑞,放话:“你们谁要再敢胡咧咧,我立马把他往死里打!”吕芳听说后,笑着说:“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就让你进了司礼监了呢。”冯保大惊失色,连忙自抽耳光,自跪雪地直到冻僵。宦官系统内部等级极为森严,阴森恐怖,稍有不慎从天堂直到地狱。

位于宦官系统顶端的吕芳被称“老祖宗”,这连皇帝本人都十分清楚,并予默认。在第36集,嘉靖讽刺吕芳连呼其“老祖宗”。冯保与杨金水都是吕芳的干儿子,杨金水在浙江又有不少干儿子,通过这种方式,链接为一层层、一个个势力利益集团。

在朝廷中枢,司礼监与内阁制度堪称二元双规辅政机制。

嘉靖后期,内阁权力高涨,地位盖过司礼监。这在剧中得到了客观的反应,内阁之票拟,司礼监较少有否决的。吕芳与严嵩、徐阶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都显得十分客气,这也是对官场常态的反应。同是位极人臣的强者与强者,都具高超的智慧与谋略,日常逢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哪怕是政敌,这当然只是恭维的套路。

高拱与严世藩倒也心直口快,常当众撕破脸皮,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最终的失败。

不少历史剧在这一方面表现不佳,我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城府与深度,争争吵吵不休,这是不符合常态的,但凡混到中央级别的,都是有些本事的。

再联系现实政治,领导与领导之间的相处,历史与现实在某些方面总是相通的。宦官常用来制衡百官,这也是明史常识。严党倒台后,吕芳逐渐偏向裕王一方,嘉靖失去了制衡的途径,遂提拔心狠手辣的陈洪取代了吕芳,但嘉靖对吕芳是有深深感情的,对陈洪只视为纯粹的工具,用完即丢。嘉靖宾天之时也是陈洪死期之至,他得罪了百官,得罪了裕王,也得罪了吕芳儿子儿孙,将来恐无一人替他讲话,因为政治更多是靠人情运作的。

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干儿子。心机深重,做事果决,有冷酷的一面,却又不乏人性之温情。杨金水是剧中浙江贪污大案的关键人物,与富商沈一石、浙江大小官员均有牵连。案发以后为了保全其背后势力,选择装疯保命。皇帝念其忠心,放他离开,得以善终。

以杨金水为代表的地方宦官,在外充当“宫里”的代表,为内廷揽财。杨金水掌控着江南织造局与浙江市舶司,都是不折不扣的肥缺。这种差事皇帝只有交给自己的奴仆才放心,地方官府一般无权染指。

他们与地方官府既合作又冲突,分别是司礼监与内阁在浙江的势力利益代表。地方宦官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它一切利益指向“宫里”,只对“宫里”负责,什么国家大事,平民百姓与他们无关。

杨金水常言:“那是你们地方衙门的事,我只管给宫里织丝绸。”对于地方衙门的把戏只管看热闹。可当沈一石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田,杨金水立马坐不住了。当矛头指向“宫里”,指向皇帝,维护皇帝的颜面是他们必须的工作。所有案件一律不准牵扯“宫里”,绝不允许他们“往宫里和皇上头上泼脏水”。

杨金水为何装疯?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嘉靖的圣名,同时也是为保全个人。海瑞穷追不舍,毁堤淹田的事一旦真相大白,皇帝圣名就不存在了。杨金水身为司礼监与皇帝在江南的代表,身负皇命,他干的坏事就相当于皇上干的坏事,宦官与皇帝可谓荣辱与共。

 严党

严党以严嵩、严世藩、罗龙文、鄢懋卿、郑泌昌、何茂才等为代表。用严嵩自己的话讲,为皇帝遮风挡雨了二十年,这便是忠,皇帝利益即国家利益,这也是严嵩长期不倒的原因。同样,严党倒台原因之一,也是侵犯了皇帝的利益。从严世藩隐瞒毁堤淹田,嘉靖得知后选择容忍,因为巨大的国库亏空仍需要他们去填补,到鄢懋卿南下两淮巡盐,巨大的数额进入严党腰包,嘉靖已难以忍受!“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朕的钱!!!”

只有宦官才是皇帝忠实的代表。“我大明朝所有的官都有退路,大不了辞了官,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可惟独太监们没有退路,他们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宫里。”

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二十年把持内阁的首辅,明史将其定为奸臣之首。他党羽密布,权倾朝野,但是却能在家产被抄没、儿子被砍头之后,仍然独保其身,直至寿终正寝。

严嵩为皇帝遮风挡雨的同时形成了与皇帝利益相冲突的官僚集团,他的下属们未必愿意替嘉靖遮风挡雨,浙江衙门从来都是听从阁老与小阁老的指令。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他们拿你的命换银子,拿浙江那么多百姓的身家换钱,你还得死心塌地的护着他们,还要说为了朝廷,为了国策。什么国策?什么改稻为桑?赚了钱有几文能进到国库。”一言道尽了官场的龌龊。

嘉靖(对胡宗宪):“你杀的人有严阁老的人,有吕公公的人,你就不怕他给你们小鞋穿?”

严嵩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臣子都是朝廷的臣子。”嘉靖:“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

此等台词堪称经典!政治常态如此,嘉靖对此也十分明白。何茂才、郑泌昌是大明官员的常态,郑泌昌伏罪时叫嚣:“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武官袍服上绣的是兽。穿上这身袍服,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道出了人人皆知而不言的事实。

胡宗宪善于用人,精通谋略,冲锋陷阵,冒死报国,功绩在主持抗倭的诸位大员中当推第一,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侵扰做出了杰出贡献,作用颇大。其次,海禁解除,对外贸易益愈活跃。另外,国防得到巩固。抗倭功劳卓著,实不可灭。为抗倭战争胜利,他忧劳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被视为严党的胡宗宪是个特例,严嵩提拔胡宗宪因看中他的才能,为皇帝遮风挡雨,以保障自己的位置。

“天下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一日不可无胡宗宪。”胡宗宪就是严嵩的筹码。但当严嵩向面授胡宗宪抗倭事宜——不可不剿,又不可全剿时,胡宗宪并没有履行,先公后私的观念根深蒂固。不过,剧中似有美化胡宗宪的味道。

当然,严党之所以长期不倒,关键还是能办事儿,能替嘉靖“遮风挡雨”。严嵩自信地讲到:“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你爹不光能杀人、治人、罢人,还会用人,只有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严党之所以倒台,一是上文所提到的触及了皇帝利益,第二个原因则是难以办事儿了。

嘉靖敏锐地发现,严嵩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严党了,严世藩可以背着严嵩搞一套(如毁堤淹田),严嵩下面的人又瞒着严世藩自搞一套(如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粮),也即意味嘉靖难以通过严嵩有效地控制政权了。这是关键!

裕王

明世宗嘉靖帝第三子,明世宗病死后继位。少年因其母缘故而不得父皇宠爱。是明世宗与杜康妃之子,因其母亲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所以很少得到父爱。登基前的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

裕王一党则更多表现出“先国而后己,先公而后私”的精神,以大明朝或老百姓的利益为上,以裕王、裕王妃、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为代表,常被视为“清流派”,所谓“清流”与“浑浊”是以公私为标准的。

清流派以天下为己任,实际上与专制集权体制存在冲突,甚至难以调和,在现行体制下,容易造成空谈。

《大明王朝1566》与《走向共和》都对“清流”做了折中处理,对以往“非黑即白”、“脸谱化”、“标签化”的形象所有克服,以凸显人性的复杂。在总体塑造正面形象的同时,指出清流的弱点。

胡部堂教育高翰文:“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用来办事百无一用。”高翰文,一个典型的清流书生,提出一个空洞的完全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并自信满满,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显得幼稚与天真。

“你还是太书生了。”

“书生自由崚嶒骨,何况赵大人也是书生。”

“错了,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

此外,高拱显得刚烈鲁莽,城府与智慧少了些。唯有徐阶与张居正可称老道,看人看事入木三分,想必这才是古代政治家的典范。裕王妃也被塑造为智慧的形象,这与万历早期李太后的表现一脉相承。

沈一石

沈一石,丝绸巨商,在官场、商场、情场游刃有余,练就一身本领。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商人位于最底层,身份最卑贱。在16世纪的中国,商人难以与功名有缘。

沈一石成也织造局,败也织造局,与朝廷打交道,势必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朝廷当他是推行国策的工具,内廷当他是赚钱的工具,贪官当他是捞钱的工具,这是他无可逃脱的命运。国库亏空,历来只有打百姓和商人的主意。百姓被保住了,商人就会遭殃。

“据胡部堂分析,眼下有巨财可以填补国库亏空的,只有沈一石一人。”但结果令人震惊,这位巨商事实上已被各级衙门盘剥得接近破产。

很多观众对沈一石与郑、何二人密谋,打着织造局旗号去买田(沈一石另有打算去赈灾)一事不解。

这是因为,事已至此,郑、何二人深知改稻为桑本是死棋,强行改稻为桑,百姓造反,自己要去顶罪,不推行改稻为桑也会被顶罪。索性把水搅浑,把事闹大,打出“宫里”的招牌,压制清流派。牵扯的人多了,上面有人顶,自己反而安全,这是他们的判断。

沈一石则有另外打算,知道自己必死,故意打出“宫里”旗号,故意隐瞒杨金水,让其给“宫里”打报告。这样以来,在宫里看来,杨金水似乎并不知情,从而挽救杨金水于漩涡中,因为他相信杨金水可以保住芸娘。沈一石对得起任何人,唯独对芸娘深感亏欠。看看沈一石的遗书:“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诸公见此账时,吾库存之生丝仅能维持作坊织绸二十天,共计一万零九百六匹……现库存仅丝绸一百匹。”

我们不禁想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最可悲的一直是“萌芽”,它长不大。想想沈一石的命运或许会有直观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沈一石作为一个商人常被织造局、浙江衙门待为“座上宾”,这反映了中晚明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

随着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和金钱作用的提高,商人势力膨胀,富商常与士绅结为政治经济联盟。士大夫也开始修正他们对商人的态度,如何心隐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职业分层,把“商”置于“农”、“工”之上。

海瑞

数百年来民间广为传颂的清官典范,敢于挑战皇权、斥责皇帝、不惧牢狱和死亡的威胁,虽地位卑微,却敢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出震古烁今的挑战。

海瑞,身处道德巅峰上的孤独者。海瑞无党无派,不仅是倒严的先锋,也不完全同意裕王一派,只以个人的是非标准特立独行。

海瑞对明朝的政治生态看得极为透彻,不断追本溯源,发现一切问题根子出在皇帝,皇帝不改变,症结永远在,问题无法解决。

震烁古今的《治安疏》出现了!我们似乎觉得,海瑞是个异类,无法立于世间。他不通人情世故,是道德的偏执狂,以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要求每个人,并试图以道德约束和朝廷法律作为挽救国家的根本方法,任何事都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大家认为迂腐也好,固执也好,不自量力也好。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像海瑞这样的人存在。固然不可能人人都是海瑞,也不用都去学习海瑞,但至少需要这样的人存在。若天下无一人如此,则天下堪忧!

 

好比说,清谈误国,但天下无一人清谈同样亡国。“我可不是为了封疆入阁,我海瑞上梳只为两条,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苍生。”我相信他讲这样的话,的确发自肺腑。任何时代都需要全心为公的人,需要一心呼吁社会走“正当程序”的人。

《大明王朝1566》所刻画的海瑞,也充满着智慧,并非只是倔强与刚毅。当然,文章并不打算考究海瑞的真实形象,而是表明那个时代确有受到理学完美熏陶,并发自肺腑信仰之人的存在,海瑞不过是其杰出代表,被后人所熟知罢了。

总结

在“帝制农商社会”的中晚明,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娴熟地运用“帝王之术”平衡各方势力,牢牢把握国家大权;官宦系统、官僚系统党派纷争不断,严党与“清流”的对立进入决战;官宦牢牢依附皇权,充当皇权的忠实代表,并与皇帝荣辱与共;各级官僚贪墨横行,私利至上,官场龌龊,国困民贫;现实体制阻碍着商业积极发展,商人往往充当官方的牺牲品;理学清流、有识之士不慎愤慨,向腐朽的朝政发出咆哮的怒吼;以高、张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派”逐渐显露头角,一场隆万新政就要爆发了!

 

(来源:微信公众号“霍老爷”;文/青年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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