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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清华北大都是各领风骚,大师辈出之时,能人异士甚嚣尘上。梅贻琦是个例外,不争不抢,不起哄不喧哗,低调而干净,像阳光下的一缕春风。极少有人知道梅贻琦,但清华诸辈大才因他而出。

1889年12月29日,寒冬腊月,北风凛冽,一个男娃的哭声打破天津港的沉寂,天津梅家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其父梅伯忱高兴地替孩子取名:梅贻琦,字月涵。

梅贻琦出生时,家里情况不是很好,“非甚宽裕”,但日子也过得下去,“诸兄姐每人都有一位奶妈”。

可是那个时节,局势动荡不安,庚子之乱更是一夜之间令天津成为战火绵延之地。梅伯忱失业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梅家就此陷入最艰难的度日之期,“奶妈解聘,母亲乳水不足,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了。”弟梅贻宝一直活到十几岁才穿得上一件专门为他做的袍子。

然,固其生计也困厄,幸其父也辛勤而开明。

梅家历代以诗书传家,家风温良。梅伯忱中过秀才,对其子女均以诗书为第一要求,“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受教育。”这在当时,算得上极其开明。

他的儿子女儿们也颇为争气,梅贻琦成了清华校长,梅贻宝后来成了燕京大学校长,都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国宝大师。

1904年,梅贻琦15岁,以“寻找现代社会文明之光”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个15岁的少年,开始懵懵懂懂地明白了,外面隆隆炮火与自己肩上责任之间的关系,“自此砥砺求学,日益精进”。

1908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南开毕业,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亲朋好友都劝他父亲:“你家贻琦这么出息,毕业之后,可以找个小职员——如洋行职员,中小学教员,替你分担,了此一生”。

但梅贻琦又怎么会甘心庸碌一生,“求学不为国,求学何所用?”,他决心考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名额。

这一考,就考上了,第六名。按规定,考上的学生,先要到当时的游美学务处(即清华大学前身)学习,也许连梅贻琦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去,就出不来了,从此,梅贻琦这三个字和清华园这三字就再也分不开了,出国,留学,回清华;再出国,再游美,回来,还是清华,“三十二年间,从未间断”。

留美回来的梅贻琦在清华任教,向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抱怨:“我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

张伯苓劝他:“你才教书半年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

结果,“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清华大学,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都成了梅贻琦求学报国之途径。教书匠也没有其他的本事,多育出来几个好学生,便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好的报答,结果他育出整整一代的大师将才。

这样一来,就苦了家人,尤其是父母,1929年,梅贻琦父亲去世时,他在美国任清华大学留学生监督;1943年,他母亲去世时,他在焦头烂额地维护西南联大的教学。他这一生,都扑在教育上,“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之耳”。

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要“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这样一来,每所大学被硬性规定要上党课,学生不许自由集会和游行,思想行动皆要受监督。在《告诫全国学生书》里,蒋介石甚至宣称:“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还成立政治训育部,钳制学生言论。清华大学的学生自由自在惯了,都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拥趸,哪受得了这个。军训不去,上课不听,连和那些上“党课”的教师同桌吃饭都不干。

罗家伦脸上挂不住了,向学校董事会提出辞职威胁学生,结果学生会放出话来:“无论国民政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挽留。”

不仅如此,罗家伦走后,清华学生还列了一个五条选人标准给国民政府: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实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

足见当时清华学生之血气方刚,力量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校长之去留,和现代大部分中国大学生之浑浑噩噩,完全不同。

1931年,经过再三物色,蒋介石亲自拍板,“电促月涵从速回国”。梅贻琦走马上任。

1931年12月3日,大雪,清华园一片银装素裹,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开口,即明大学之宗义,阐学问之根基,震颤全场,千秋受用。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启迪)。”梅贻琦还有著名的关于大学教育的“从游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认为,大学对学生的教育,身教重于言教,关键在于教授之示范。

“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故而梅贻琦对于教授的选拔必有两种标准,其一,必有精深学问,“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学生明晰讲授”;其二,必有高尚人格,要为学生“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他希望清华的毕业生既有精深之学问才华,亦有足可垂世之高尚人格。唯有如此,清华师生方可不仅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且于国事,亦可救国救民于水火。

正如梁启超所期盼:“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漫天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一个全新的清华正在此荡气回肠之气势中全面铺开。

梅贻琦:时代的斯文,大学的灵魂

在“大师论”的原则指导下,梅贻琦挖空心思,遍地求贤,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6年。这一时期,吴晗、刘文典、潘光旦、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纷纷赶赴而来,小小的清华园,一时间成为大师之渊薮,思想引领之源头。

刘文典,学贯中西,精于国学,尤其是庄子,以煌煌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撼文坛,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为人狂妄之极,自称“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便是我,半个人天下共分之。”骂沈从文,不屑于冯友兰,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可就这么一个人,对梅贻琦硬是服服帖帖,盛赞他:“贞固足以干事,明德足以服人。”

梅贻琦在清华,他在清华;梅贻琦在西南联大,他在西南联大。华罗庚原本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后来被招录进入清华,从一位系资料员升为助教,又被推荐给“中英庚款委员会”,送到剑桥大学深造,再后来,跳过讲师、副教授,直接被擢拔为正教授,这一路的“破格提拔”,都是梅贻琦打点完成的。

历史学家吴晗投考北大,英文考得一塌糊涂,但中国文史成绩极优,北大不要,清华破格要了,结果一入校便以其才华备受关注。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清华因为这些大师而成一流之学府,而这些大师之所以选择清华,也有赖梅贻琦精心维系的民主氛围与自由学术空间。

有人说,民国时期清华师生太过狂妄,赶校长,顶教授,见谁倒谁,可是梅贻琦一生侍于清华47年,谁也不敢“倒梅”。足见梅贻琦巨大之人格魅力。

1936年2月26日,清华发生大逮捕事件,3000名武装军警深夜闯入清华园抓人,全校领导层在梅贻琦家中紧急商讨对策,大家情绪激动,每个人都说了很多,唯独梅贻琦一人,默不发声,“大家都等着他讲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但他还是抽着烟,在烟雾缭绕中闷头沉思。

最后冯友兰实在忍不住,问他:“校长,你怎么看?”

梅贻琦这才回答:“我在想,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了……”接着娓娓道出自己的应对措施。

梅贻琦多半给人的印象是“寡言”,甚至是“不言”。他的妻子韩咏华嫁给他时,就被人警告:“你小心,梅贻琦可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

其谨言少语如斯。

但真正懂梅贻琦的人知道,他并不是不喜欢说话,只是认为,多说不如多做罢了。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所以梅贻琦在校长任,很少下定决策,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吾从众”。他认为,对学校有最高决策权的,应该是教授,而不是校长。

为了实现“教授治校”,梅贻琦成立了教授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至于自己,“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有理有据,对学术、对学校有益,梅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吾从众。”

教育界人士夸他:“梅校长治校有方啊。”

梅贻琦并不欢喜,只是淡淡地说:“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言下之意,他梅贻琦,不过就是那个“王帽”而已,其谦虚温良如斯。

1909年报考庚款留美学生放榜时,学者徐君陶在那看榜,看到一个少年,“不慌不忙,不喜不忧,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察觉不出他是否考取了。”后来在船上相见,徐君陶这才知道,原来这少年就是梅贻琦。

学者杨锡仁是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的室友,他从未见梅贻琦对谁急过脸,为人也宽厚,“成绩优异,性极温和。从无怨怼,永远轻声细语”。

宽厚的梅校长治下的清华,自然也自由。学生把梅校长的话编成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他从不明确命令学生要如何如何,也从不以校长之身份强压学生务必如何如何,为校长几十载,从未见梅贻琦发过脾气,只是有时闭门两三日,有再大的争执,也商量着来。

这便是梅贻琦的胸襟与气度。

也正是这份胸襟与气度,才有了弥漫着自由与独立的清华园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

朱自清曾写过《清华的民主》一文:“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

清华的民主能否发展起来,殊实难说,自1931年接管清华,几经搬迁考验与各种学潮风暴,他总是安详静肃,不声不响地筹划应付,在极其困难中谋求发展与壮大,即使与当局与学生意见相左,也绝不公开冲突,皆容忍之。

其雅量宏大如斯。

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被占,南开遭轰炸,近乎夷为平地。

为保弦歌不辍,在国民政府授意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始驻长沙,后留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这所真正在战火中绵延长存的大学,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教育史上幻境般短暂的奇迹,而缔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梅贻琦。

当时,西南联大由三所学校组成,所以有三位常委:张伯苓(南开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梅贻琦(清华校长)。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政府都担任要职,所以西南联大的校务事实上都落在梅贻琦一个人身上。

西南联大初创期,张伯苓曾把自己的表给梅贻琦:“我的表你戴着。”言下之意,要梅贻琦代表他。当时社会地位和政治声望皆高于梅贻琦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一样:“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

这个时候,梅贻琦当仁不让,被推上台前。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实清华和南开还好,有“通家之好”,南开校长张伯苓是清华大学的筹备顾问,问题是北大。要让这所一直自诩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没有意见完全融合,是一件难事。

梅贻琦先是在资金上支持。

自1937年9月起,政府因抗战缩减文教经费开支,全国各高校经费一律按7成拨给,北大南开经费捉襟见肘,都快揭不开锅了,这么大一个学校,平均每月只有3万元,按照战时物价水平,只够吃个半饱,而上下各类设备等,例如图书馆实验室,“政府则不予以解决”。

但堂堂一个国立大学,图书馆实验室都没有,那还叫大学吗?

清华不同,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处,有庚子赔款的资金支持,富裕一些。故而清华的资金,除了负担自己,还匀给联大一些。

梅贻琦也四处奔走,为联大筹措资金,经常往返重庆与昆明,“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

有一次梅贻琦返途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在旅途中耽误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差点因此而丧命。

抗战八年,梅贻琦与其说是西南联大的校长,不如说是西南联大后勤部长。让学生安心学,让老师安心教,他跑断了腿。后来相继从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来了25万法币,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要来了15万法币,又去天天跑教育部,要钱要钱要钱,又从教育部要来了几十万美元,终于把实验室、图书馆稀稀落落地建立了起来。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当联大师生从长沙长途跋涉到昆明之后,当时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梅贻琦之托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就拿出了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但梅贻琦苦笑了一声,否决了他们的方案,原因很简单,因为没钱。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设计稿改到第五遍的时候,梅贻琦还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还是没钱,他希望设计方案能再简单一些,再少花钱一些。

梁思成瞬间毛了,忍无可忍,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道:“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还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恳切地解释道:“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梁思成咬着牙,又去改设计方案,是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半年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落地了,一栋栋低矮简陋的茅草房从西南联大的校园稀稀落落地建起来了,看着根本不像一所大学,倒像是偏僻农村的一个小村子,更不用讲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

除了校舍简陋,西南联大诸师生的日常生活更是惨淡,1937年起,教师的基本工资就按照原先的7成发给,还要承担各类税负。随着战争越大越久,物价越来越高,而教授们的工资,也越来越少。有人算过,1941年,教授们所领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三十分之一。

到1943年,则百分之一都不到。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水支撑,其他教授都是如此。于是韩咏华便联合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们的妻子一起做米糕,还特地取名叫“定胜糕”,寓意抗战定胜。

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篮子,直接在昆明街头叫卖。有一次,一个穿着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妇人前来购买,得知韩咏华竟然是大名鼎鼎梅贻琦的夫人,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清华大学校长的夫人站在街头叫卖糕点,这可真是旷了古绝了今。学生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工学院的学生,住的是草顶泥墙宿舍,也住过“暗无天日”的盐库。

有时候下雨,屋顶根本不防雨,于是同学们便只能撑着伞睡觉。寝室里没有灯光,大家就只能几十个人挤在走廊上少有的灯光面前看书。战争打到后面,连昆明都变成了前线,

经常被轰炸,校舍、图书馆均被损坏,联大师生诵书之声不绝,撑着伞在图书馆里看书。弦歌不辍,诗书传道,虽国难家贫,而奋发之志愈甚,震撼人心。

然而,正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里,正是在这群饭都吃不饱,觉都睡不好,还打着伞一心一意求学的人中,走出了一群穿着破衣服破鞋的少年。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亿万次银河计算机。

中华文脉于此得以保存及发展,梅贻琦居功至伟。

和同时期师生们闹分裂打破头的西北联大不同,西南联大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特别是在学生方面,“正课之余,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剧、壁报、集体旅行学习蓬勃一时。”你很难把这所洋溢这青春自由民主氛围的大学同战争联系起来。这一切,胥赖梅贻琦呕心沥血营造的“学术独立自由”的环境。

1939年,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公开反对当时知识界一致认为的教育与学术独立:“应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的贯通”,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

于是,“国民党直属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训导处”等机构都在联大成立了,学生们还要上“三民主义”即“党义”等课,结果,“功课表成了法令”,“训导处成了统治思想的工具”,“学校教育不但成了统治教育,简直是特务教育”,师生们一致抵制,学生党课不去,教授党课也不上,许多教授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有的草草填了个入党申请就不管,有的硬是拒绝加入。学生甚至还自发成立“反总考委员会”,把反对党化教育直接演变成游行示威活动。

梅贻琦则坚定站在师生这一边,给教育部发文:“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殷最,但如何研究、教育,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

申文浩然,立场高远。这篇发文甚至被视为梅贻琦“民主教育”与“专治教育”的公开决裂。

尽管作为校长,梅贻琦不得不加入国民党,并升补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精心呵护西南联大自由之学风,有人说,在当时的联大,中国有多少政治流派,联大的师生中就有多少政治流派。

典型的例子是闻一多,闻一多倾向于共产党,经常在课堂上谩骂国民党腐朽无能,后来甚至公开在操场上摆讲演台,直接面对芸芸师生发表演讲,大肆批判国民党。梅贻琦呢,也不管,任他去。国民党当局授意梅贻琦,要他开除闻一多,梅贻琦只当没有听见。

很多教育部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梅贻琦看来不合理的,都被他“变通执行”,只是单纯的流于形式。

政治领域尚且如斯,其他方面更不用讲。联大教授刘文典和吴宓都是研究红楼梦(红学)的大家,刘文典在课堂上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吴宓闻言,经常跑到刘文典的课堂上听课。

刘文典呢,也不管他,自顾自的讲,每讲到得意处,就抬头张目向后望,然后问道:“雨僧兄(吴宓的字)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学生们在课堂上哄然大笑。这还算和谐的,联大有些教授,干脆两个人上同一堂课,不管信仰的流派和政治背景是否相同,大家就事论事,公开在课堂上就某一观点进行争辩,学生们仿佛不是在上课,是在看一场辩论赛。

至于上下课时间,更是没有规定,刘文典上课就经常迟到,还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走。有一次,刘文典上课只上了半个小时不到就走了,学生们很讶异。他却说,把课程改在下星期三晚上,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月圆之时,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这就是西南联大,梅贻琦领导下的西南联大:上课自由,讲课自由;学生自由,教师自由;梅贻琦呕心沥血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大学校园。

而他交出的成绩单,也异常亮丽:联大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

群星璀璨,大师辈出。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连任清华大学校长17载。

正是在他手上,清华大学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是个“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是在他的掌舵中,“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梅贻琦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清华及西南联大诸辈师生因他为名扬天下。

1948年清华园解放之后,梅贻琦带着庚款账目乘专机离开北京。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到达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

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一位兼职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台湾当局过意不去,堂堂一位前清华校长,到如今,居然只有区区300元薪水,太寒酸。台湾当局给他把薪水改成1500元,台湾早期财政情况非常困窘,不少人打庚子赔款这笔钱的主意,都被梅贻琦一一踢走,为此,不少人叫他“守财奴”。但极少有人明白他,他守住的不是钱财,而是清华的未来。

梅贻琦的廉洁清白是出了名的。

当上清华大学校长之后,立即主动放弃了校长所享有的几项“特权”,家里仆人的工资自己付,电话费自己交,不要学校无偿供应的每月两吨煤。这样做,“虽然节约的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问题”。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改革清华的财政制度,首当其冲,裁撤行政人员,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到最低限度,这样一来,节约出来的资金才能供给给教育教学,把钱花在刀刃上。

到了西南联大,财政更加紧张,所以绝大多数系都没有办公室,大家开会就碰头。当时梅贻琦还设置了两条规定:1、包括校长在内,一律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节约校费);2、不论教职员工,除了规定的例假之外,一律不得请假,请假就要扣工资。

这在当时,算是非常的严苛。

1955年后,梅贻琦回到台湾重办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廉洁之风一如往常,为了避免过多动用校方资源,梅贻琦还把家眷留在了美国,自己只身在台湾做事,他挣的是台币,但他太太在美国用的是美元,无法兼顾两地开销。

于是太太韩咏华不得不在美国自谋生计。62岁的她,在衣帽厂里打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一直工作到66岁,按照制度必须退休才罢,完全不像一个国立顶级大学校长夫人的样子。

台湾清华大学复校之初,钱财紧张。梅贻琦在台北市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后来买了房地,却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直到1957年清华大学移往新竹,办公室用的还是藤椅。台湾教育部门劝他门面还是要装饰一下。梅贻琦说:“清华有点钱,但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

堂堂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其生活节俭如斯。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孔子,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

1962年2月23日,梅贻琦的终身挚友胡适溘然长逝,贻琦自广播闻之大悲,5月4日,突然病倒,高烧不退,任何抗生素皆难控制,医药失灵。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溘然长逝,年73。

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之匾额,以敬梅贻琦先生高雅至纯之教育人格。

墓地是他自己选的,位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十八尖山,这样,在过世之后,仍然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校园。其实,将墓园放进校园之内,古今罕见,只有当一个校长的毕生事业和这所学校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时,这样做才是最得体的,也是对这位教育者最高的尊敬。

他这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情——呵护这所大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高度盛赞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

呜呼,胡夺我先生之速,岂天之将丧斯文!

仿佛听到几百年前,范仲淹的慨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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