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前 (07-17)  史海拾贝 |   抢沙发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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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一直有个不解之谜:民国何以倾覆?而且倾覆得那么迅速那么轻易?

用后视镜很容易解释,历史的必然啊,人民的选择啊,但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后解释怎么书写都行。

如果我们穿越回去到当时当地,社会主流民意舆情可不是教科书上的观点,包括国际各势力的预测,恰恰相反,都是极度看好并押宝在蒋校长身上。否则为什么会重庆谈判?那可是大BOSS斯大林的指示,必须尽一切力量争取和谈,甚至到渡江战役时,苏联还没有放弃民国,大使馆还随政府南迁广州了。

从战前的国共力量对比看,这是一道送分题。

国统区土地面积73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3.3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1%;控制全国75%以上的城镇,几乎包括全部大城市;控制了全国62%的铁路和绝大部分矿产、能源等国家经济命脉,拥有国内的几乎全部近代工业。

国军总兵力430万,包括:正规军陆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和院校共约101万人。以上正规军总共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共军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辖有纵队及相当于纵队的师共22个,旅及相当于旅的师共94个。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

关键是当时国民政府还是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内政外交上拥有大义名分,占据道德制高点。蒋校长在抗战胜利后,所有光环集于一身,手里一把好牌,可以说大小王四个二。抗日领袖、民族英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跻身联合国五常……当时国民政府的碾压性优势无可争议,所以老蒋开打之初宣称,“三个月结束剿匪”。然而这一切仅维系了短短三年。

一个国家的覆灭,原因是多方面的,必然加偶然,累积成病,但关键时刻往往出现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这根稻草,是个被历史湮没的无名之人,然而就是他一言丧邦,一手倾覆了那个民国。

这先要从蒋校长的性格弱点谈起。老蒋行伍出身,学历不高,所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也是自己冒充的“假文凭”。所以,缺啥补啥,附庸风雅,老蒋对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种病态迷恋,蜜汁推崇。当时一个教授的工资是公务员的10倍,比县市长还高。1927年《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30倍。老蒋还动不动就跑到大学,礼贤下士,请名教授吃饭,人家还不给面子,近年有部很火的话剧《蒋公的面子》,依据是真人真事。

政府用人也是唯文凭论,专家治国,老蒋在黄埔系、CC系之外,另有一支叫“政学系”,就是高级文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派系。政学系首脑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院士级别,甚至亲自做过行政院长。那时候内阁清一色海外名校博士,老蒋奖掖精英,凡会见必先问学历,一听东大早稻田眼睛就放光,挨骂也忍着,北大教授傅斯年一怒就把行政院长孔祥熙骂下台了,鲁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也没被当内奸抓起来……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文人都是天然左,尤其是红色二十年代,全世界都左倾,革命风潮席卷全球,那个时候连著名的右派头子胡适,放到今天其实也算个温和的左派,主张进步、社会改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收税、福利、劫富济贫。人类向右转,反思革命,重新拥抱自由市场,靠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政治家的街头智慧,八十年代启动的右翼革命,扭转乾坤的是三巨头:撒切尔、里根、邓公。

民国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结果那么多文人天天骂政府,很多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吃民国的饭,砸民国的锅。天下无人不通共,人人都是余则成。

国民政府里就有一个潜伏极深的“余则成”,他的名字叫冀朝鼎。

一个共产党经济学家的潜伏

冀朝鼎是山西人,绝逼是金融精英。山西是近代中国金融的发源地,人才辈出,国府大佬孔祥熙一直秉持财权。冀朝鼎少年好学,1916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清华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考入名校芝加哥大学读历史,后来到另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工作生活了17年,有深厚的美国背景,被称为美国通。他在赴美前夕,曾专门去北大拜访李大钊,内心种下了革命的种子,是一名红色海归。

美国的白左当时也通共,苏联代理人很多,被渗透得很厉害,直到二战后疯狂的麦卡锡运动反弹,才得以肃清。冀朝鼎在美国结识了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一名美国地下党,柯弗兰又把他介绍给总统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可以肯定,冀朝鼎就是当时苏联在美间谍网的一员,是为中国布局的一颗闲子,这颗闲子日后起的大用不亚于百万雄兵。

因为深厚的背景,山西背景、美国背景、名校背景、金融背景,冀朝鼎在三十年代被美国财政部高官白劳德、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共同看中,成为心腹,委以重任。对可怜的蒋校长来说,不啻于引狼入室,这个心腹后来变成了心腹大患。

冀朝鼎倾覆民国手法很简单,“祸国”之道就一条:与民争利。

冀朝鼎成为中国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大权在握,事实上是国民政府货币政策制定者之一。冀朝鼎利用自己的专长,不遗余力的帮助宋子文进行各种“折腾”,搜刮民财,涸泽而渔。法币外汇自由化交易、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等一系列改革,最终无不失败,使国统区陷入了恶性通胀的深渊。

财税金融货币政策的失败,失尽民心,注定了蒋校长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全面失败的命运。

党内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冀朝鼎,题为“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中,为我党专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人。陈立夫认为老蒋在财政金融上对宋子文太过倚重,而宋子文又处处听冀朝鼎的,冀朝鼎又是潜伏的红色代理人,国民党的失败就是板上钉钉了。

冀朝鼎潜伏极深,无论在美国还是民国,组织联系非常机密,连同为党内高干的弟弟冀朝铸都不知情,国内唯一的单线联系人是周公。1963年,冀朝鼎因病去世,周悲痛万分,亲自指示治丧委员会组成名单。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为首的一干高层担任主祭,冠盖云集,规格显然超标。冀朝鼎对新中国的奇功殊勋,廖训振说:“也只有周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来源:微信公众号:“毛有话说”;文/释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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