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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食指:《热爱生命》,1978年

2017年8月24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次采访了柳传志。当吴晓波称柳传志为“教父”的时候,柳传志急切地拦住他的话头说:“别别,晓波,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把我挂在这里很难受的。”

这一幕被记录在吴晓波的《十年二十人》视频里。

1977年夏天,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院,他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陪夜。那个年代中国的医院里还没有空调,酷暑难耐,胡福明晚上睡不着,就在病区走廊里的灯光下查阅资料,准备写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在陪夜的五天里,他完成这篇重要论文的写作大纲。

1977年底,他将写好的论文寄给了光明日报社,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直到1978年1月19日,他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的回信,王强华在信中说:“我们清楚你要讲什么,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此后数月里,双方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对这篇论文做了多次修改。

文章定稿之后,《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前思后想,觉得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哲学版发表实在可惜,应该放到头版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加重文章的份量,《光明日报》还特别聘请胡福明为特约评论员,以方便让该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但是事情进行到这一步,这篇文章依然没有立刻刊发出来,而是被交到了当时的一位常委手中。

在经过层层审阅之后,该文在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该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新华社向全国发稿。

这是过去四十年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它的名字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共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说出这句话却需要视死如归的勇气。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心情既激动又不安,他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可能要坐牢。”他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直到你出来。”

1978年,柳传志34岁,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工程技术员。每天早上,他会先去传达室拎一壶热水,跟门卫聊几句闲天,然后走进办公室给自己泡杯茶,再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翻一遍。作为一名基层技术员,胡福明的理论文章没有让柳传志产生什么特别的触动,倒是报纸上一篇关于养殖的文章让他激动不已。

20多年后,柳传志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有人查阅资料,翻遍了1978年的《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养牛的文章,只有11月27日的第三版上,有一篇《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的报道,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看来是柳传志记错了。

在这些资料里,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是一个有点意思的人物。他对于学术理论并不敏感,或许本来就缺乏兴趣;他的记忆力也不是那么好,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晰。但是,他对于政治风向的转变很敏感,另外他还具备与生俱来的敏锐的商业神经。不过,尽管他发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也具备敏锐的商业判断力,但他当时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78年那个34岁的柳传志和2018年的创业青年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所以今天的90后们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为什么柳传志当时没有立刻行动去养牛呢?

假如1978年柳传志看到那篇报道之后说干就干,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没有联想了,但我们可能会更早地有了蒙牛。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柳传志没有去养牛,所以今天我们有了联想。

1978年11月27日下午,柳传志在办公室里放下了那张影响了他一生的报纸,他要下班了。与其费心去养牛,不如多想想晚餐到底是吃炸酱面还是大米饭来得实在。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这就是那个年代许多机关工作人员的写照。

柳传志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拿起这张报纸的三天前,就在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着18位农民。队长严俊昌压低声音说:“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这件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如果谁为这事坐牢,其他人要保证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十八位勇士接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哆哆嗦嗦地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按了手印。

更让柳传志想不到的是,就在他放下那张报纸的二十多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属于中国人的大时代正式到来。

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柳传志义无反顾地下海创业,他还要看一看,多看一看,再多看一看。但是,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时代的车轮都会裹挟着所有人义无反顾地向前方奔腾而去。

1983年底,安徽人年广久因雇工问题被人写了报告上达天听,年广久的亲朋们心里紧张得要命,人们都在想,“‘年傻子’这回恐怕是要杀头了吧?”这已经不是年广久第一次出事了,1963年年广久因为卖板栗被抓,以投机倒把罪入狱一年;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是即便如此,年广久在文革期间仍然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就偷偷摸摸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口气干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然后7点打包,12点左右再偷偷摸摸地出去卖。他在1976年就赚了100万。在那个时代,100万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亿吧?

但是,年广久没有死,最高领导人说:“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时光到了1984年,柳传志在计算所工作了14年,每天的工作单调乏味,即便有一些科研成果也没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知识被印刷成一叠又一叠的废纸,锁在库房里养蛀虫。有一天,所里的领导找到他,对他说:“所里想,你是否能带队搞个公司试一试?”就这么一句话,知识分子柳传志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农民有胆分田,小商贩有胆创业,为什么知识分子就不能勇敢一点呢?

计算所批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不惑之年的柳传志终于出手创业。他开始创业了,但他并不是下海,他依然是计算所的人,他有编制,万一事有不虞,他是可以回到办公室重新拿起那份报纸,重新端起茶杯的。

对于这一点,可能有些90后们又不太能理解,但是我对柳传志的选择特别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谁不是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呢?

1984年,柳传志揣着所里特批的20万元,带着11个人,在中关村一间不足20平的小平房里开始了创业之路,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就被一个骗子骗走了14万元。刚起航就翻船,这还得了?知道的说他是被骗了,万一有不知道的说几句闲话,那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在这个要死要活的时候,着急上火的柳传志拎着板砖把钱追了回来!14万,就能让一个已经不年轻的书生不惜如此……

在中关村简陋的平房里,柳传志权衡再三,为联想选择了今天备受争议的“贸工技”路线。

时至今日,许多人认为,华为的成功印证了“技工贸”路线的无比正确,而联想的没落则是“贸工技”路线错误的铁证,然而人们忽视了历史造就的时代环境,也忽视了柳传志不是任正非的事实。技术员出身的柳传志怎么可能对技术无知呢?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以他的性格,以他的20万实力,他敢选“技工贸”路线?即便让今天的柳传志穿越一下,他站在1984年的中关村平房门口,他也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一句:“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贸工技’路线吧,‘技工贸’你现在玩不起。”

然而即便是“贸工技”路线,联想也是走得非常之艰辛。柳传志第一次做IBM的代理,国家体委要买12台IBM的微机,但钱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而且后者手上握着事关生死的“进出口许可证”。当柳传志和国家体委的人一起来到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时,负责办事的业务员对柳传志吼道:“你是IBM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于是,柳传志尴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地喘气。

当代批评联想、批评柳老先生的人们啊,不要那么苛刻。评判要从历史现实出发,这叫历史唯物主义。

柳传志:夹缝中的中国企业教父

1994年2月14日,情人节,一个甜蜜的日子。这一天,联想股票在港交所上市,同时它的销售额超越了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等竞争对手,正式成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是柳传志却忧心忡忡:他的搭档倪光南认为联想在上市过程中存在上市招股书所没有披露的重大负债持股问题,坚持向组织上反映,掀起轩然大波。

倪光南与柳传志一样,原本也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于1984年12月成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总工程师。联想集团以联想式汉字系统起家,而这一技术则是由倪光南首创。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本是联想的“亲密双子星”,但在1994年,二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路线之争。倪光南四处奔波,广揽人才,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他对这项被称为“中国芯”的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柳传志、李勤等人却认为,由于世界IT霸主微软发起了颠覆性的变革,联想汉卡的销售大受影响,“中国芯”计划应该叫停。于是,柳倪关系恶化,事情越闹越大,倪光南写信把柳传志告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那里,甚至还捎上了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柳传志病了,他住进医院,以“病床外交”获得了联想内部几乎所有高管的支持。

1994年,倪光南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耀无比,但1995年他被解除了联想总工和董事的职务。到了1999年,他被联想集团解聘。“柳倪之争”,至此彻底了结。

这种处理人事纠纷的方式在当代的创业者看来可能并不那么光彩,然而大家想想看,以柳传志当时所处的形势,以他的性格,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手法确实阴柔了一点,然而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

客观来说,以当时联想面临的形势,如果强行走倪光南的路线确实非常危险,但柳传志未能处理好问题,导致了倪光南出局,这也让联想遭受重创。自此之后,联想再也没有机会走到“技工贸”路线上去了,转型机遇就此错失。诸葛亮否决魏延兵发子午谷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是逼反了魏延也让蜀汉痛失良将,这何尝不是一个重大损失呢?

不过,在这件事上两人固然分歧巨大,针锋相对,但他们俩的表现都是一条汉子,他们都将自己的理念坚持到了最后。

同样值得敬重的一条汉子叫孙宏斌。1994年3月27日,柳倪之争刚刚爆发不久,孙宏斌刑满释放。四年前是柳传志指控他挪用公款,他才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被关在看守所里27个月,最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

据说在1994年3月,孙宏斌出狱之前,柳传志和他见过一次面,那是孙宏斌通过一位联想的同事约的柳传志,柳传志居然爽快地答应了。1994年3月,漩涡中的柳传志诸事缠身,但他仍然要抽时间去见一下当时尚未刑满释放的前员工孙宏斌,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据孙宏斌回忆,那一次见面,倒也没什么尴尬的,他就是诚心诚意认个错。“他为什么还愿意见我呢?大概觉得我这人还不错。即使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对我也很欣赏,柳总这种地位,不是我想和他走得很近,就能走得近的。”除了认错之外,他还希望柳传志能支持他东山再起。“我也知道他会支持我。我的头当然不愿意轻易低下去,但明白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事,我和柳总说,最重要是看我以后能不能吸取教训。”

那一天,柳传志50岁,孙宏斌31岁,在联想元老李勤的见证下,二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相逢一笑泯恩仇。柳传志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他在里边没有自暴自弃,还想学好,出来继续做事,这点很不错。”

柳传志欣赏生命韧性特别强的人,有一次他曾和朋友开玩笑,请大家猜他最敬佩的人是谁。“他们谁也想不到”,柳传志说,不过其答案确实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个人居然是刘晓庆。原因是刘晓庆坐牢时,坚持锻炼身体,学英文,一圈圈地跑步,出来依然活得很好。“这真的是一种力量啊!”柳传志本人性格就极为坚韧,对坚韧之人,有天然的欣赏。

在柳传志的帮助下,孙宏斌果然东山再起。

2001年4月,柳传志主导了联想分拆,让中国企业界瞠目结舌。37岁的杨元庆领军联想集团,38岁的郭为执掌神州数码,而他本人,则转而坐阵联想控股,至于朱立南,则率队进军VC行业。

2017年8月,吴晓波在采访柳传志时笑称,2001年马化腾连什么是VC都不知道。柳传志却说,我们也没能投中一家BAT公司。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对话,其中颇能体现柳传志这个人的特点:他对于大方向其实非常敏锐,能在其他人尚未发现风口的时候布局风口,但是他谨小慎微,所以他是不可能投中BAT这样的公司的。这是因为,人类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另外一些对话就更有意思了。

吴晓波:“这个十年如果简单回看一下,柳总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柳传志:“你是说我对企业,还是说对国家,对什么吧”

吴晓波:“对这个时代。”

柳传志:“突出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说也还是有可能各种变化吧。包括了反腐力度加大以后,会怎么样,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看历史的人,和我自己亲眼见过的,都见过有一些微小的因素,实际底下隐藏着火药桶,慢慢地在那燃,只不过是隐性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中国的政经形势。……再有就是这个舆论的问题,说话的这个问题呢,大家觉得好像是不是越自由越好。其实真的越自由也有它很不好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造谣,而造谣的东西还特别容易被人信。……此刻我倒心里真的踏实了很多,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是真的看了《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愿意惹麻烦,也没有委屈,就是不愿意惹事。……程序正义固然重要,没有一个民主的文化,先形成一个民主的制度,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

在采访中,柳传志不断地强调自己很幸福,四十岁赶上了改革开放办公司,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社会各界。他说这些话时显得憨态可掬,然而谁知道他在家里把那部《将改革进行到底》看了多少遍呢?

2018年5月,有人在知乎上发帖指责联想在当年5G投票事件中做汉奸,出卖华为,卖国求财,一时之间引发网络热议。5月16日,柳传志、杨元庆、朱立南三人发表联名信自我辩护,并痛斥这种“恶毒”的社会舆论。

在信中,柳传志写道:“一个技术领域事件,事隔近两年以后,突然间被人翻了出来,还被污蔑为卖国等行为,并不断发酵,这是偶然事件?还是被人利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不由得不令人深思。”、“兄弟姐妹们,到了我们挺身站出来的时候了,朗朗乾坤,如果几万名员工都不能让正气自保,我们还办什么企业,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联想的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全体同仁要积极献计献策,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

看着这样的联名信,笔者心中万分感慨,同时我也非常理解柳传志的心情。

34岁的柳传志是敏锐的,74岁的柳传志依然是敏锐的,中国四十年来的风雨从未让他真正地放松绷紧的神经。他时刻都在警惕着,警惕着周围的所有风吹草动,尽管他在内心里曾经无数次地对自己说:“1978年之前的中国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他内心里永远都有一份挥之不去的阴影,让他四十年中始终不能真正地放下。

这位中国企业界的教父,他这一辈子都徘徊在中国式政商关系的夹缝之中。

(来源:微信公众号“港股那点事”;文/阳光下的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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