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 (05-05)  史海拾贝 |   抢沙发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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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一直如车行刀刃之上,时有彻底倾覆之险。

此间日本政府固不乏有识之士,深知全面开战不利于日本的发展,幻想能在占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缓和两国关系,因而推出了以“满洲以外无野心”为主旨的“天羽声明”。但军部却视东北、华北乃至中国问题如禁脔,非但不允许外务省干涉,甚至不愿意政府过问。而政府与军部的关系,也逐渐从若槻、币原政党内阁的反抗,过渡到斋藤、冈田海军内阁的旁观(在陆军少壮军人暴起并刺杀政府高官的“二二六”事件中垮台),再到广田、林内阁的屈从,最后是近卫内阁的为虎作伥。

“二二六”事件后,政府对军部的横暴噤若寒蝉,其对华外交态度,也从“天羽声明”转变为迎合军部鲸吞独占整个中国野心的“广田三原则”。至此,中国已经让无可让,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战前中日主要陆战兵器产能对比

为迎合军部的战争野心,1936年3月广田弘毅组阁后,日本国家财政即全面开闸乳哺战争机器。

早在1931年,日本军费开支就已经占到了国家预算的30.7%,按重光葵的话说就是“日本军事预算与一般预算的比例,除了集权主义国家之外,比任何国家都高”。但即便如此,此年的日本陆军主要兵器生产数据仍然极其可怜,仅为步枪3600支、机枪540挺、火炮90门、坦克10辆、飞机194架(陆海军合计)。

除飞机、坦克两项外,其他陆军主要兵器产能,比之中国一个地方军阀的兵工厂犹有不及。如同期中国奉天兵工厂,年产步枪即达48000支,轻重机枪1680挺,枪弹1.8亿颗,1924年至1931年间累计生产75毫米以上火炮829门(其中包括105毫米以上榴弹炮、加农炮333门。还有2门试制中的240毫米榴弹炮,尚不在数内)。所以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占领奉天兵工厂后,有如乡巴佬入宝山之叹,也就不奇怪了。

广田内阁上台后的1936年,依靠马场藏相拼命放水的办法,日本军费开支得以大幅飙升,一举达到了国家预算的47.3%(1937年更飙升至69%)。在扩军订货的刺激下,陆军兵器产量有了显著的提升,达到步枪25300支,机枪2400挺,火炮590门,飞机600架。

但即便如此,日本也只是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等技术兵器产能上超过中国,陆军作战消耗最大的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和相关弹药产能仍然远逊于中国。以四川军阀刘湘控制下的军事工业为例,重庆华兴机器厂在1934—1936年间生产启拉利轻机枪6000余挺,年均产量超过2000挺。即便是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1938年,该厂仍生产出了1900挺启拉利轻机枪。而刘湘的另一所兵工厂重庆修械所的产能则更加惊人,年产捷克轻机枪在3600挺以上,且质量上乘。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日本铆足了劲备战的1936年,其轻机枪产能还没达到中国一个地方军阀同等产能的五成!

而在国府中央控制下的各兵工厂,也有很大一块兵器产能。依兵工署1937年3月所编材料看,1936年兵工署直辖各厂共生产步枪98948支,机枪1006挺,82迫击炮565门,枪弹1.27亿发。从综合数据看,中国以陆军为主的兵工产能(中央加晋、川、粤、桂各厂),虽然技术兵器较弱,但在步枪、机枪、迫击炮及相关弹药方面,却对日本形成了碾压式的绝对优势。

飞机、坦克、大炮的产能劣势,决定了中国军队在正面会战中必然处于不利的局面;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及相关弹药碾压式的产能优势,则又为中国坚持长期的消耗作战(尤其是游击战),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弹药很快供应不上,原因竟然是此前几年陆军预算太少,弹药产量仅能保障当年训练演习所需,所以毫无库存。

所以深悉中、日两国战争潜力的蒋百里如是说:“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同他讲和!”而号称日本智囊的石原莞尔也认为,没有十倍于当时的国力,就无法打中日战争。

以寡敌众的对华作战计划

如前所分析,日本的优势在于军国体制、工业体系以及技术兵器,而劣势则在于孱弱的国力经不起消耗。作为作战策划和指挥中枢的参谋本部,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按照日本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日一旦开战,日军应于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视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相互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则使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这个计划要求海军一开战即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以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整个作战指导思想为避免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力争把战事控制在局部,并速战速决。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

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及相当于步兵旅团的守备队等,共约38万人。同期的中国军队则庞大得多,拥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技术兵种,总兵力约200万人。

从账面看,中日陆军兵力对比超过5:1,中国在数字上占优。但从实际战力来看,中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日本陆军虽然现役兵力不大,但却具备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有能迅速抽调编组的预备役兵73.8万人、后备役兵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总计448万余后备兵员。除此之外,还有第一、第二国民兵役。其补充效率,远较以抓丁为主要手段的中国军队为高。

由于兵员充实,故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各师团不仅编制满员,且大都附有若干装备轻武器的补充大队。这种补充大队不列入战斗序列,但可用于随时补充缺员。据日军文件,每师团平时11858人,战时21800人,有的甚至达到25200人。

与编制完善、员额充实的日军师团相比,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编制架子虽大,但技术兵器不足、战斗兵不充实的问题。如暂编第5师,据曾任师长的郭汝瑰回忆,该师对上级报称员额7000余,而师内编制薪饷名册才不过3000出头——就这3000出头,还是各团均谎报多人之后凑出来的数字。

作为一种普遍风气,国军各军旅单位(师、团、连)罕有不吃空额的,师一级单位吃10%以下算相当廉洁,吃掉15%算正常,如暂5师这样吃掉60%以上虽属罕见,但也绝不是特例。

一个师的战斗兵通常不超过编制数的40%,而战斗损耗即主要集中在这40%之内。按照日军的经验,损兵三成就是苦战,损兵五成就可视同全军覆没。但国军吃空额,恰恰就习惯性地吃在战斗兵员额上(技术兵种和机关兵、勤杂兵由于岗位特殊性,一般不会用于吃空额。只有吃战斗兵的空额,在平时毫无影响,在战时亦易以阵亡报销,最是方便好吃),基层连队缺额1/3以上算是常态。所以国军师一级的战斗力,通常还要较理论数据再打一个五到七折。

九战区高参兼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总结1938年武汉会战经验时就指出了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一个战斗力强的师(两旅四团),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状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团)打成平手。”也即是说,师一级战斗,国军在表现极好时也只能四打一。若换成暂5师这样的队伍,被日军一个大队(营)撵着跑也很正常。

从会战层面看,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也同样巨大。以武汉会战为例,日军仅动用了9个师团又5个支队,国军却动用了109个师。但会战的结果却是,总兵力投入5倍于敌的国军,既未能保住武汉又未能取得歼灭性的战果。

所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战争计划,敢于在以一敌五的劣势下首先挑起战争,至少从正面战场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算是精准而合理的。但作战课的参谋们却漏算了一点——由于兵力上的绝对劣势,日军很难对中国军队实施有效的合围和大规模的歼灭,最多是不断地击破和削弱它。但偏偏这个对手又具备超强的补血和恢复能力,因而战争绝无可能迅速地结束。

卢沟桥枪响之后,日方高层一直对是否全面开战,打到什么程度犹豫不决。从最初的坚持不扩大,到最后被自家的最后通牒逼迫着下达动员令,经典地演绎了一次日本特色的“下克上”决策。而在动员过程中,又处处存在着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的幻想,导致“自北向南,以河为限;牛刀杀鸡,速战速决”的既定战略思想自始至终都未能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一系列失误,使日本失去了在战争初期迅速击垮中国的可能,被迫以有限的国力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并最终输掉了战争。

(来源:微信公众号“军武次位面”;文/江上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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