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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六年的经济危机

人们常喜欢用“康乾盛世”来反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济辉煌,但是仔细研究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康熙朝的大部分时期其实不能算是盛世。

从经济上来说,康熙朝61年中,由于连年对三藩、台湾、准格尔用兵,国库几乎年年空虚,而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制度剥削又导致税收减少。康熙四十六年,由于黄河决堤,朝廷在需要赈灾的时候才发现,国库的500万两白银已经被文武百官借空,朝廷根本无力赈灾!

这似乎是一个朝廷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的故事,但是从经济层面上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大清朝实际上是爆发了一场由债务引起的经济危机。

我们可以从财政、土地、人口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都知道,从明清两朝大部分时间来说,大航海时代全世界的大部分白银都是流入中国的,这使得中国这个不产白银的国家把白银变成了硬通货,并带来了明清的经济繁荣。但是自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由于对台封锁,朝廷陆续颁布了禁海令、迁界令,导致白银的输入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而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由于日本禁止输出白银,每年清朝的白银流入量更是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

白银紧缩的情况一直到乾隆朝初期都没有得到改善,加之康熙连连对三藩、噶尔丹用兵需要购买军械,康熙一朝每年的白银大概净流出量在数百万两左右。白银短缺导致民间物价和粮食价格一直处于通缩状态,所以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情况。由于物价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收入一直提高不了,反过来朝廷的税收又收不上来,这又加剧了康熙朝的财政问题。

终其康熙一朝,国库白银有盈余的年份不超过三分之一,康熙四十六年的国库存银最高,达到了500万两,但是都被满朝文武以各种名目借空。国库只是名义上有500万两白银的负债,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一个黄河水灾,就直接引爆了整个清政府的经济危机。

康熙朝出现的白银危机本来会导致全国物价的通缩,但是实际上在经历崇祯和顺治朝的动荡与物资紧缺、价格暴涨之后,全国的生丝、米价、棉布均经历了长期的物价低落。自康熙朝开始,全国的土地价格出现了不平衡的上涨趋势,湖广一带土地涨幅较小,福建、江南、直隶等地区土地却一直暴涨,而部分新开垦农村的土地重新陷入了荒废。

土地的价格不均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白银流向的不均,比如福建、直隶是境外白银和境内白银的集散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顺治朝后期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满族贵族通过自身的特权、富贾商户通过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已开垦土地进行豪夺。由于粮食长期低价,许多农民无法靠种田纳税养家,只能将土地卖给贵族士绅大户,重新成为地主的佃农,或者有部分土地干脆直接荒废了。

康熙四十六年天灾,农民又缺少土地供养自身,全国出现了粮食紧缺导致的价格暴涨,到了“谷贵伤民”的阶段。

康熙一朝由于连年用兵,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1.3—1.4亿人左右,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康熙朝后期基本就没有战乱了。

但是,太平盛世并没有让康熙朝的人口大幅增长,相反,在康熙三十五年到四十六年的十年间,人口居然还在负增长,其主要的原因就与白银通缩、土地兼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康熙朝的税收制度是人头税,每个农民家庭只要增加了新人口就要纳税,白银通缩和土地兼并又让农民根本无法养活新增的人口,到了某个人口极限,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

雍正短期漂亮去杠杆

去杠杆是否成功,要看杠杆率最终是否真的下降了,并且由于实施的措施不同,去杠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中国人记载历史有个很大的问题,一般只喜欢用道德去评价历史人物,比如总喜欢用勤勉、廉政、铁面无私去评价雍正是个好皇帝或者坏皇帝。但如果通过历史的经济数据去把雍正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你只会觉得当年的风云人物做出的选择是一种合理性的应对,并不能对这个人物的好坏道德做出评价,毕竟没有人愿意去背个千古骂名。

比如康熙四十六年,由于黄河决堤,朝廷拿不出赈灾的银子,局面很糟糕。如果朝廷短期内任由债务危机继续恶化,就会进入“丑陋的通缩去杠杆”阶段,那样只怕会动摇爱新觉罗的基业,而短期的财政政策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靠长期改革,解放生产力,才能最终开创皇朝巅峰。

雍亲王接手追缴国库欠款后,采用的手段非常激进。他要求欠款的大臣,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基层官吏,欠国库的银子都需要十日内还清,如果到期未归还的直接抄家。由于康熙朝白银通缩,一个二品官员的一年俸禄只有100两白银,这些俸禄不仅要支撑官员的家庭日常开支,还需要承担官员整个幕僚团队的用度,而当时官员一套朝服就要10两银子,基层官员向国库借款实属无奈。反观皇亲国戚、朝廷大员,他们向国库借款主要还是为了买田宅、在漕运放高利贷,还有借钱盖戏园讨康熙高兴的。反正不借库银非好汉,借了就没打算还。雍亲王对基层官员和王公贵族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诚然有所不妥,但是考虑到封建王朝的贵族特权,也总好过让基层官员为王公贵族埋单。

雍亲王采用强硬手段也只追回国库三成左右的欠款,执行过程中逼迫不少官员卖田宅破产甚至上吊自尽。这时候康熙出来唱白脸,免除了部分官员的债务,但雍正继位后强制要求在三年内各地必须归还欠款。

在爆发经济危机后,康熙开始紧缩财政用度,大举免除了黄河一带受灾老百姓的赋税。康熙亲自做出表率,把自己的“体己银”捐出用作救灾,同时也号召各位皇子和大臣捐出自己的俸禄救灾。康熙四十六年后,朝廷再无对外大举用兵和大兴土木等活动。

面对黄河决堤的灾祸,募集一大笔赈灾银是当务之急。明末崇祯帝面对这种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大举提高人民赋税,结果大明亡了国,而富得流油的东林党金库和江南商贾们的家业都成了李自成的军饷和八旗军的战利品。清朝康熙年间的应对措施是直接向江南盐商摊派,紧急筹措了200万两白银来赈灾。与此同时,敢于任事的雍亲王还以贪污和治理黄河不利的名义查抄贪腐官吏,比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等都被查抄家产。

江南盐商和查抄贪官的所得才是满清朝廷度过危机的关键。

当年清朝使用白银作为硬通货,无法像现代金融一样通过印钞来转移债务问题。但是中国历史上其实也不乏直接铸制劣质货币来洗劫老百姓的统治者,比如董卓制的五铢小钱,用含铜量极少的货币与民众做商品交易,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整个货币系统的崩溃。

从文献上看,康熙中后期到雍正年间逐步出现了“九七银”、“九五银”的记载,这说明为解决经济危机,清朝只是采用了少量贬值通货的办法。但更重要的,雍正在当了皇帝之后,反而把铜钱的铜成分由原来的5成提高到了6成,让一个钱币的铜的价值甚至高过了这个钱币的等价物,并强制要求铜钱与白银兑换比例稳定在700:1,民间称“七折钱”。

由于铜钱的铜含量得到保证,铜钱在雍正后期与白银的比例非常稳定。到了乾隆初期,民间在交易大宗商品(比如田宅)时使用铜钱的比例已经大于白银,相当于解决了部分白银通缩的问题。

通过康熙和雍亲王的努力,在康熙后期并没有发生“丑陋的通货膨胀去杠杆”,但是要真正地解决经济问题,就需要名义GDP增长率大于债务增长率,本质上就是要求雍正通过改革,释放生产力,让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债务增长率。

应该说,雍正时期具备几个良好的生产力提升条件:

1、农业本身效率大幅提升,大航海带来的美洲玉米和土豆让中国人口得以突破一亿这个千年瓶颈;

2、清朝的疆域还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继续开垦。

这两个客观生产力条件是一切改革成功的前提。如果雍正遇到类似公元3世纪的小冰期,农业生产率大幅下降,那么即使是神仙也无法阻止帝国的覆灭。

3、雍正新政开创盛世高峰。雍正继位后,深感帝国危机依然深重。由财政问题导致的官员向国库借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绝,因此雍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最核心的有两条:

(1)改人头税为财产税的“摊丁入亩”。

清朝初期一直实行的人头税制度(税收摊派到劳动力)。自清入关以来,中国百废待兴,有大片的荒废农田可待开垦耕种,人口也在经历战火之后有逐步恢复增长的需求,因此初期实施人头税可以很好的支持帝国的财政。但是到了康熙朝中后期,由于大批特权阶级土地兼并,人头税的弊端已现,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帝国的财政。因此需要把人头税改为财产税“摊丁入亩”,对于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阶层征收重税,打击囤地,减轻无田产的农民的税收。这样才能鼓励人口生育,恢复生产,鼓励新开垦农田。

(2)查清地方隐性税收,回收由朝廷重新划拨地方财政的“火耗归公”。

康熙朝由于地方财政一直比较困难,而地方政府又需要钱去维持政府的开支,因此地方政府在为朝廷征税的时候,一般刻意夸大地方的征税成本,这就是“火耗”,其实就是地方自行向老百姓加征税收并留存给地方小金库。

雍正新政没有强制要求地方取消“火耗”,但是要求各地方政府把真实的“火耗”查清,上交朝廷,朝廷再通过“养廉银”等方式重新划拨给地方。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地方的隐性收入阳光化,并且提高地方官的正当俸禄收入。有统计显示火耗归公后,地方百姓大约获得了一两成左右的税收减免。

由于雍正的改革触动了权势的既得利益,新政推行极为艰难。比如为准备“摊丁入亩”,从康熙四十年开始,朝廷就要求各地丈量土地面积,但由于各地基于自身利益层层瞒报,终康熙一朝也没有完成全国土地的丈量工作。

雍正新政为雍正换来了一世骂名,但雍正的新政改革成效明显,雍正在位13年里,国库存银增长了7倍,最高有5000万两白银。由于释放了生产力,全国粮价开始温和上涨,土地价格开始下跌,全国人口增长了大概一倍,到乾隆时期,更是突破了3个亿的人口。

(为确保阅读体验,对原文有所删节)

(来源:微信公众号“港股那点事”;文/张峻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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