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长距离看中国

(来源: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文/押沙龙yashl)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崛起,好像这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这不是奇迹,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放在长时间段看,这就像水会往低处流一样,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是东亚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上千年来都是如此,以后也必定是如此。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坎坷,不过是转型时期的困难。中国体量太大,转型本来就困难,在加上运气不好,错过了一些机会,所以才显得步履蹒跚。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止一次掉进过低谷。跟历史上那些大灾难比起来,近代的挫折并不算严重。

就拿清末到民国那段历史来说,因为距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会觉得:军阀混战啊,日本侵略啊,好惨痛啊!真可怕啊!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秩序解体。比如汉末到魏晋,比如东晋到南北朝,比如唐末五代,比如蒙元之变,比如明末的大崩溃,那些过程都是天崩地裂。人口往往减少三分之一,有的甚至超过一半。而二十世纪上半页呢,人口增长了一亿多。从秩序崩溃到秩序重建,人口不减反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所以说,近代史在我们看来非常惨痛,但是放到大历史背景看,它其实非常温和,中国付出的代价并不大。

当然,这次大动荡跟以往不同,它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而在我看来,东亚文化圈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完成转型,成为现代发达国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崛起不是什么奇迹,总的来说,它就是在重现日本、韩国、新加坡它们的历史。

二战结束以后,除了欧美地区外,只有七个经济体进入了发达行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色列。

以色列是个移民国家,是活生生把欧美那套东西克隆到巴勒斯坦,所以它只能做另案处理。剩下的六个呢?全在东亚。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这跟经济上的具体演变当然有关系,但如果把眼光拉长远看,东亚文化圈确实与众不同。

东亚文化圈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它从不以宗教为核心。它有宗教,但是整个社会的整合从来不以宗教为重心。这话说的文绉绉的,其实要说成大白话呢,就是他们不把神仙当一回事。

就拿咱们中国人来说,大部分老百姓对神仙一点都不挑嘴,谁能给好处就给烧香。要考试了拜孔子,想生孩子拜观音,要找对象了拜月老,想发财了拜赵公明。你要说他们真相信天上有个骑着老虎、托着金元宝的赵财神?那也不见得。他们就是有点像买保险——你说没有,可要是万一有呢?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宗教观念。欧美啊,俄国啊,中东啊,乃至多神教的印度都不是这样。

这个会产生一些缺点,那就是比较俗,比较肤浅。

还是说咱们中国。老实说,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优美,非常迷人。读读唐诗宋词,或者看看古代山水画,就知道中国文化有多么迷人,——但是它不深刻。它合情合理,很有人性,但在它内部,你看不到壁立千仞的悬崖,或者不可测度的深渊。因为我们就是对历史经验感兴趣,对日常生活感兴趣,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感兴趣,对形而上的东西缺乏足够兴趣。

我们也可以用小说做个比较。

中国有《红楼梦》那样的世情小说,放到世界上也绝对是超一流。但是像《罪与罚》那样的深渊小说,咱们就写不出来。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像《红楼梦》那样洞察世情,而又优美含蓄的巨幅小说,外国人也写不出来。拿《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对比一下,就能知道两者的不同。

所以,咱们中国人特别现实。印度人会崇拜瘦骨嶙峋、几乎赤身裸体的圣人,但中国人没这个习惯。

咱们中国老百姓尊敬的主要就是成功者。以前读书人能当官,大家就崇拜进士,现在呢,就是马云爹爹。反正就是吃好喝好,有人伺候,朋友羡慕,这就是榜样。知识分子容易嘲笑这种势利,其实这是很伟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没有加尔文主义,也没有新教伦理,要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要不是为了回老家盖大房子,要不是为了能在同学会上吹牛逼,我们有什么动力去拼死拼活地创造财富呢?而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就源于这种很俗气的现实感。中国人不玄思、不超越、不深刻,只想攒钱去买个新家电或者新轿车,这个社会因此而蓬勃向上

光现实当然还不够,中国人还有一个伟大的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延迟满足”。不光中国人是这样,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这样。它们的国民都是长时间工作,储蓄率超高,对孩子的教育也都超级重视。

说到教育,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延迟满足”。有了钱不是花天酒地,而是不惜代价地买学区房、送孩子上课外班;有了时间不是躺着追剧,而是冒着脑梗的风险给孩子辅导功课。这一切的奴隶,只是为了孩子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后有个好的前途。这不是一场超长线投资又是什么?这不是巨大的“延迟满足”又是什么?

东亚的父母偏偏对这种投资极其狂热。除了犹太人以外,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找到这么狂热的教育热情了。你可以说他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但必须承认他们“延迟满足”的精神,而“延迟满足”精神是现代资本社会之母。

但要说咱们中国老百姓没有信仰,也不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信仰秩序。

这是因为秩序对中国太重要了,在中国历史上能想到的最大灾难,就是王朝秩序崩溃。

每过多少年,中国这个大系统就会死一次机。这个过程里会死掉无数的人,造成巨大的破坏。然后系统重新启动,再重头运转一遍。所以你看,欧洲经常打仗,经常死人。但是咱们中国呢,平时不怎么死人,都是攒在最后,死一次大的。

大家可能会说:其他社会不这样么?至少不都这样。

比如在欧洲历史上,王朝的解体并不一定大致大规模死亡。相比之下,他们更害怕瘟疫(因为他们比咱们脏嘛)、饥荒、宗教战争(比如德国死亡率最大的一次动乱就是宗教战争)。

总得来说,历史上的欧洲人死的比较均匀,而中国人死的比较集中。这当然有它的原因,欧洲的权力系统是分散的,有点像现在的分布式管理系统,平时显得乱,但是一个权力节点的毁灭,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大崩溃。可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历史上,权力是超级集中的,而且是越到历史后期越是这样。唐宋就比汉朝更集中,明清就比唐宋更集中。除了官僚系统就是老百姓,中间没有承上启下的组织,也不存在权力的竞争者。

这样一个系统平时当然很稳定,但是没有冗余部分。顶层一垮掉,就全都垮掉了,整个社会就完全无序,人们像冬天的苍蝇一样,纷纷死去。

对中国人,这就是神道的黄昏,这就是哈米吉多顿,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所以中国人,或者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都对秩序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这当然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容易建立秩序。大家不要轻视这一点,一个国家要想突破传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突破一个瓶颈,那就是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有权威的民族国家秩序。很多国家都因为这一点被淘汰了,可以说非洲、中东、拉美的大部分国家都没通过这个考验,而东亚国家很容易突破这个瓶颈。

而且,东亚国家对秩序的尊崇(有时候还要加上科举制度的影响),还产生了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发达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可能比较独断,但它是理性的。

在历史上,官僚们可能贪污,可能腐化,可能欺压百姓,但是他们依然是专业化的,是有一定责任心的。

不光古代,近代也是这样。就拿韩国的朴正熙体系来说,它当然有点凶恶,但你不能说它毫无责任心,不能说它不专业,也不能说它把国家单纯当成一个生财工具。这一点,和非洲暴君是不同的。在朴正熙背后,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传统。而非洲、中东、拉美那些国家则没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到转型时期,它可以在独断状态下,制定出有责任心、有长远规划的发展战略,而且有能力把这个战略贯彻下去。这种能力是东亚独特的历史造就的,其他国家很难模仿。

但是它有没有问题?当然有。

跟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它由于缺乏个人主义传统,所以创新能力会有先天的不足,而且它在历史上的循环模式,说明存在很大的隐患。

在高层,它缺乏足够的制约,所以国家往往要像掷骰子一样地碰运气;在中间的官僚阶层,因为缺乏和上下的互动,所以容易越来越僵化迟钝;民间的底层呢,由于缺乏组织能力,所以它放弃了自决的意愿。而一个消极的阶层很容易变得狗苟蝇营,听天由命。所以,历史上东亚的王朝总是会循环式的兴起,循环式的崩坏。

东亚文化圈的优势是独特的,而它的隐患也是独特的。欧美文化圈就不一样,它们有它们的隐患,但它们的隐患和这种循环式的兴起—崩坏截然不同。在西方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循环,它们会改道,会变异,但不会循环。

如果把时间段拉到足够长,我还是那个看法: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可以成为现代发达国家,它们会是发达国家集团里的第二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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