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文/资中筠)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程度有很大关系。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这是汉语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却是统一的。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人物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

大约5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总共12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制,其他方面这里不说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

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

除了国文课,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学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晃脑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他一块儿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

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旧学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就是像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知道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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