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枪稿”;文/灰狼)

刚过去的黄金周,从爱国电影的三连击开始,到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的言论结束。一周之内,国人的情感犹似坐了一次过山车,转眼从歌舞升平转向怒火中烧。

“不看NBA,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强大”,是颇受欢迎的一则发言,把NBA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两个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前者的辱华,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后者自然就越发成为检验爱国与否,甚至是爱国成色的某种标准。

人民日报发推质问莫雷,央五暂停NBA转播,一切都说明,普通球迷的呼号已经上升为一场上纲上线的硬仗。

从《战狼2》开始,经过《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的继续,任何不支持“中国力量”的舆论都是可疑的,对“爱国电影”的批评、质疑和抨击都是可耻的,都是别有居心,理应遭到清算的。

这就上纲上线了。

以一部影片检验一个人的爱国心,或者将爱国与否纳入电影本身的指标,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警惕的标准。但不幸的是,站队、表态、互黑、对骂的均衡格局,眼瞅着已经越发倾向于一极,“打五星是爱国,打一星是美分”这句话,在愈演愈烈的同仇敌忾中已经变得愈发真实。

今年的三部主旋律电影破天荒地豆瓣开分了,既然允许观众评分,自然应该接受大家可能品味各异,喜好不同,观点相悖的事实,这与是否爱囯无关。

和《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还不一样,到了《我和我的祖国》,批评意见像潮水一般地退却了。换句话说,对于《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商业片来说,人们可以对着标签表态,是安全的;而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商业主旋律片来说,标签是不存在的,你面对的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这种差别,同样表现在三部影片之中:《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出自香港导演之手,和《红海行动》等类似,于是各自的站队和互黑仍在。而且,因为种种原因,这两部影片质量低于预期,以至于围绕这两部影片的舆论之中,差评还占了上风。

总之,这类商业片仍然是可批评的,关键在于,这种批评也是“爱国的”,为的是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鞭策下,创作者应当继续拍出反映国富民强的优秀作品。

然而,《我和我的祖国》像一本近代历史的教科书,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红专程度,它被溺爱的现实,已经给舆论定了调,以至于任何批评的力量想要落到实处,都不会像《攀登者》和《中国机长》那么容易。

针对该片的评论区上,高分遍地,差评寥寥,一片和谐,批评最多止于强行点题、形式大于内容、口号高于行动等等。但在实际上,影片本身的问题可能比这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诉说,不敢诉说。实际上,这种不可说的底线,就是“我爱我的祖国——但我不爱这部电影”。难道这是倒行逆施,难道是不爱国吗?

爱国电影能够激奋人心,然而,只是因为它表现了“爱国”、表现了“中国制造”的力量,它就不能被批评?它究竟是打不得、骂不得的国民宝宝,还是可以与其他影片一概而论,接受同样公平、公正、公开的监督?

《我和我的祖国》豆瓣8.0分,是相当不错的国产片成绩,但究其深度、艺术性,真能配得上如此高分吗?

诚然,《我和我的祖国》并非完全没有劣评,但是与《攀登者》和《中国机长》遭遇的冷嘲热讽相比,我们的批评态度已然是双标了。

我们以常规的模式评价《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可以把它们当成笑料来调侃;但是一说到《我和我的祖国》,好像就得立马收拾仪表、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地谈论它。

作为三部主旋律片中最根正苗红的一部,《我和我的祖国》可谓得天独厚,百姓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然而在“教育”的同时,丧失了“评价”(“批评”、“分析”、“辨析”)的能力,还是有效有意义的教育吗?——而这,不正是中国近代教育中浮现的最大问题吗?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像一本官方指定教科书(事实上很有这种感觉),但如果教科书本身编得不好(不是说内容和倾向不好),它就不能被批了?

不敢批,不好意思批,也表明了一种驯顺的劣根性。

在历史上,我们常年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视为文艺批评的至高标准,而今,我们仍把爱国视为电影评价标准的全民默契。这种默契是电影批评或其他文艺品鉴的障碍,是个国民性的问题。

尤其在今天,当官方选择和庶民积极沟通的时候,这种主人公的假想意识和油然而生的激情会限制人的思考,并且将新闻、广播、电视的评价逻辑加诸到电影上,也就无法实现对后者的正确价值判断。

国人对《我和我的祖国》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混淆了媒介的功能。对我来说,《我和我的祖国》的正确渠道是电视——作为一部电视电影,而非在电影院里,被视为某种高分的电影艺术品。

七位导演的功力在七段故事里可见一斑,对陈凯歌导演的《白昼流星》的评价呈现两级分化,而薛晓璐导演的《回归》则被普遍认为最平庸。

同理,《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等影片,诚然都具备了相当的素质,也有丰富的娱乐性,然而从各个层面上看,都有不足之处,指出这些影片的缺点,或者直白地表示对其的厌恶,本来完全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非要给好评,只要打了差评,就是别有用心,就是“美分党”,岂不是咄咄怪事?

供奉或者保卫一部电影,本身就是可笑的,也是拔苗助长的。如此一来,这类电影长期缺乏外界批评的风霜雨露,要么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要么就只能通向违背电影标准的另类路线,成为不折不扣的畸形儿了。

实际上,在1949—1966年之间,我们的国产电影几乎完全都可以认定为“爱国电影”,但它们不见得都能得到好评,但凡片子真的没拍好,第二天一定会有报纸差评出炉,可能来自文化部门干部、制片厂主创或者影迷百姓,文章的题目往往会是《论<XXX>的若干问题》。

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那些革命样板戏电影才是唯一不能批评、不能抨击、不能说坏话的电影,否则就是反革命。倘若爱国电影的舆论再次孕育这样的温床,那么中国电影的未来,可能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如今,我们的电影评价标准已经脱离了标准的、公允的、国际性的轨道,进入一个认同国产、褒奖国片以及限制负面评价的护犊子环境,同时又与越来越多的水军、宣发、软文,在共同改变着现有的国产电影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公信力,而我们的批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今天的爱国电影,或者是中国电影本身,已经被本体保护主义的精神所大写了,这种大写的中国电影,也许是在为已经到来的文化战争做准备,但这种战争的代价,必然是中国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