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役而解放:太平天国反缠足运动始末

(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泡历史”;文/百夫长)

堪称糟粕杰出代表的缠足,最早起源于五代十国,在南宋时期开始大范围流行。到清朝建立时,虽有统治者尝试禁止,但终究被士大夫们死保下来。以至于真正的清除工作,还要等到19世纪中期的太平军来执行。

然而,太平天国当局的做法并不完全美好。其反对和禁止缠足的初衷,更多是在为自身事业服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拨开那些后世褒奖,才能通过政策导向窥探其真实想法。

顽固的野蛮风俗

缠足在明清盛行并非偶然,因为从文化底蕴来看,这种变态行为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末年诗文中,就表达着女性小脚的审美倾向。比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盛赞“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唐朝诗人韩偓也在《屐子》中赞美小脚是“方寸肤圆光致致”。

很快,真正使小脚审美成为病态行为的南唐后主登场。李煜本人的军政水平虽然不行,却可以在江南的宫廷里为所欲为。为了欣赏曼妙的舞姿,他就下令宫人用帛缠足。等到赵匡胤的汴梁禁军南下,这种野蛮风尚又被完整的保留下来。除了纯粹的审美需求,缠足对女性的人身束缚也为士大夫阶层所看重——基于内卷化的礼教观点,妇女被认为应当足不出户,而缠足无疑能大大降低妇女的出行便利。于是,这样的陋习又在南宋被再次发扬光大。

关于缠足的风靡程度,历代文人都有过相关记录。例如在元明两朝,不仅士大夫家庭会严格执行缠足,连底层的编户小民都有争相模仿。满族的征服者在入关后也发现,除了京师、粤、吴、皖、云、贵等省市有相当多的人不遵从,其余各省汉民莫不缠足。更要命都是,文化对立也使缠足的象征意义得到加强,成为士大夫坚守儒家传统的政治符号。至于孔孟先贤是否知道缠足,董仲舒这样的成功者能否严格执行,反倒是不重要的事情。

清朝早期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因看不惯缠足而严禁满人和官员家属效仿,违反者甚至会被判处流放。但行政命令的效果始终有限,且统治者本身也不敢激起更多冲突,便逐渐放松了缠足禁令。这种默认民间风俗继续发展的后果,就是在清末造就出遍地缠足、难以禁止的乱象。

失败的放足令

终于,事情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也有了转机。由于其早期成员都来自广西客家聚集地,又以歪解的基督教作为外衣,使其对缠足行为有着相当抵触。在由其散发的《天理要论》中,明确提到身体是上帝的杰作,显然与随意摧残身体的缠足思维存在巨大对立。

此外,传统思想也为反对缠足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持。这是由于南方的地形非常破碎,让客家妇女只能和男性一起承担辛苦的劳作或打猎活动,自然不会为追求风雅而去无聊到缠足。

于是在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开始在其统治区实行放足政策。1853年3月,当他们攻陷江宁城后,就开始禁止当地妇女继续缠足。到这年6月,更是颁布出正式的放足令。此后,类似的风潮也迅速扩展至湖北、安庆、镇江和扬州等地。基本上是太平军打到哪里,放足令就被推广到那里。一度也让坚守腐朽文化的士大夫们如丧考妣。

然而,放足令的执行始终无法坚决而果断。即便是在最为严厉的初期,擅长女红的绣锦营也可免于放足。到了天国势力衰微的1856年,区分两性的男女馆制度解体,导致大量成员逃亡。迫于现实压力,天京当局不得不解除女馆对治下妇女的管束。同时,主政的东王杨秀清也越来越倾向于联合江南士大夫阶层,导致对缠足的彻底松懈下来。

杨秀清的这种暧昧态度,无疑和太平天国的猛烈作风有不少出入,以至于产生夸张的坊间传闻。汪堃在《盾鼻随闻录》就说,东王喜欢将童男阉割后再换上女装和缠,以此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虽然实情难辨,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杨秀清的与众不同。

1857年,太平天国对缠足的禁令便不了了之。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王洪秀全,曾在《天父诗》中带头反对缠足,推广范围却只有自己的深宫大内。因此到1859年时,残存的天国势力都不再有空负责禁止缠足。

真正的动机

或许有人会很好奇,为何防止肉体遭摧残的放足令会坚持不下去?这就要从太平天国的政策动机来分析。后人那些置身其外的美好愿望,往往无法理解当时的很多具体情况,包括放足令在内的诸多条文,大都以煽动和制造对抗理念为初衷,以便动员更多人力去为自己作战。

在具体实施层面,非常机械的一刀切模式也容易引起民间抵触。执行者丝毫没有考虑过对方感受,无论年老年幼和缠足与否,都要在放足令颁布后就立刻去掉裹脚布。但对于那些已经缠足多年的老妪来说,已经无法恢复原本的自然肢体,裹脚布反而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后尊严与精神寄托。如此粗暴的要求立刻改变,自然不能获得大力支持,反而容易在其治下酿成新的文化冲突。

同时,太平天国为尽可能的挖掘动员潜力,经常以两性平等的口号迫使妇女们参军或服劳役。所以,如此大力度的推行放足,为的就是让妇女们可以被驱使劳动,而不能以缠足为理由逃避。结果不仅是让已经缠足的妇女非常痛苦,他们的男性家属也对此更为不爽。甚至于还没有缠足的青年女子,都会对缠足本身形成幻想。许多占领区内的家庭,都按照天国制度被强行拆散,随即分配到男女两馆的队伍中服役。这就让坚持缠足有了非常现实的动力,远超文化象征本身所具备的基层属性。

结果,在放足令颁布的1853年,仅金陵女馆就在数月内逃亡了20000多人。那些不便逃跑的已缠足妇女,便以寻死对抗,甚至出现了10天内有千人自杀的凄惨情景。

大量的逃亡和反抗,显然不利于组织稳定。迫使杨秀清放开对女馆的约束,让妇女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没有了约束监督和驱使劳役,放足令的执行自然也就变得松弛。因此,放足令在太平天国的起伏,完全基于统治者驱使和奴役他人的需求。

后世有不少人对放足令的失败感到惋惜,认为这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重大失败。但只要对历史稍有思考就不难看出,纵使太平天国最终取代清朝,也不可能让妇女群体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至于缠足这种野蛮风俗的最终退散,还是进入20世纪后才有的事情。首先是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改革,将原本能掌握基层话语权的士大夫们打下神坛。接着,1912年3月,孙中山下令各省禁止缠足。

此后,随着各地逐步踏入现代社会,缠足之风才彻底消亡。虽然总有人会想着复兴此类传统糟粕,但至今都没有一个能真正成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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